呼唤中国资本之都：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大比拼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正向着负责任的大国方向前进，在这一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也呼唤自己的资本之都，而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的金融中心建设正是千载难逢之时。

  金融中心是金融机构、金融理财产品、金融市场和金融功能在某个城市集聚的结果，金融中心是金融体系发展水平的高度凝结。从国家层面看，金融中心的建设将极大地推动金融发展乃至经济的发展；从城市层面看，金融中心的建设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体系调整和生态环境改善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此，近些年来中国各地的城市纷纷提出了建设金融中心的口号，一方面希望借此来作为城市建设的新名片，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获得国家政策倾斜。

  在国家金融中心这个层面，2008年4月30日，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北京是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并提出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目标。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和措施。就在这两座城市不断演绎“双城记”的过程中，在区域层面，许多“二线”城市提出了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战略，目前见诸报端的提出该口号的城市多达三十多个。

  对于北京、上海以及其他城市建设金融中心的雄心，我们应该冷静思考：其一，既然金融中心是金融发展水平的高度凝结，这些城市现实的金融发展水平是否足以支撑他们的雄心？其二，为建设国家或区域层面的金融中心，这些城市还需要在哪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归结于一点：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

  为了评估各个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从而正确认识各个城市的金融中心地位及其建设远景，我们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基于完全客观的数据对各个城市的金融、经济、生态环境、人力资源指标进行了分析。然后，结合金融中心形成条件的理论分析，选取条件指标，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和数据包络分析对各个城市建设金融中心的潜在条件进行总结，并评估各个城市是否充分有效地利用了这些条件。由此，本次研究将在国家层面为建设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内乃至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客观依据和政策建议，在区域层面则力图寻找合适的区域金融中心，并为其逐步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根据资金集聚和辐射能力、金融风险管理上的水准、金融深化程度、金融机构多样性、金融理财产品多样性等五大类指标的综合评估，图1显示了35个城市的最终评价结果。其中，北京评分结果最高，上海紧随其后，两者评分结果高于0.5，处于第一集团；深圳、广州、杭州综合评分位于0.300～0.500之间，处于第二集团；处于第三集团的城市8个，处于第四集团的城市22个。

  为了更清楚地观察中国城市金融发展的层次特点，我们将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划分为四个等级（见下表），I级综合评分高于0.500；II级综合评分位于0.300～0.600之间；III级综合评分位于0.200～0.300之间；IV级综合评分低于0.2。

  从等级划分的情况看，I级包括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II级包括深圳、广州和杭州3座城市；III级包括8座城市；IV级22座城市。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等级的降低，城市的数目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这与评分结果减速衰减的特征对应，都说明了金融集聚的金字塔特点，即：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往更高一层发展越难。

  通过对各城市在资金集聚与辐射能力、金融风险水平、金融深化程度、金融机构多样性以及金融理财产品多样性等5个方面的考察，我们横向分析了城市间的金融中心争夺战。

  早在2008年4月，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对外发布了《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指出首都金融业的定位和工作目标是：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尽管《意见》并没有直接提出北京建设全国金融中心或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从其关于金融的四个中心的详尽表述以及“有国际影响力”的委婉表达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北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和信心。此外，该文件还在具体的市场建设和首都金融区规划方面给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

  时隔一年，2009年4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国发[2009]19号）。该文件提出将上海建设成为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指出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措施，而且明确了建设时间表（到2020年）。上述文件明确了两座城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然而现实中两座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如何？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劣势是什么？相应的对策建议又是什么？我们基于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图2和图3分别给出北京和上海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雷达图。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北京和上海是建设全国金融中心乃至国际金融中心的候选城市。其一，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和上海在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其二，就一座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的五个方面而言，其发展必须是全面均衡的。从雷达图绘制的五边形来看，它至少应该呈现凸五边形，而不是凹的。与下文显示的杭州、重庆、成都等城市不同，北京和上海的雷达图都是凸五边形。

  从现实情况来看，北京在资金集聚与辐射、金融风险管理水平、金融深化程度和金融产品多样性四个方面都超过上海，北京的优势尤其体现在集聚资金的能力上，北京是当前事实上的金融中心。北京优势形成的基本原因归结有二：

  其一，北京是金融和经济的决策中心。作为首都，北京集中了中国几乎所有的经济、金融决策部门和智囊机构。金融资本作为产业资本的最高级形式，与政治上层建筑保持紧密联系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必然结果。纵观各国金融中心的历史和现状（包括旧上海的历史）都可以发现，金融中心不太可能远离政治中心。

  其二，北京是金融、非金融企业总部集聚的中心。北京是中国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银行的总部集聚地，并且，北京还是国内和国际上许多大型企业集团的总部集聚地。总部经济无疑奠定了北京金融发展水平的经济基础。

  上海相对于北京的优势则体现在金融功能的全面性和金融趋势的把握上，这一点可以从上海众多的体制外金融机构，跨国金融机构以及消费信贷的发展中看出来。上海的这一优势与其曾经作为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因素有关，也与其海派文化的“吸纳百川、勇于创新”精神有关。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的，而当前形势下上海距离全国金融中心的位置还存在差距，那么上海该如何发展？其路径是什么？首先，上海应该以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心为基本定位，通过放松各个层级的行政管制，同时完善和建立“好的”监管架构，

  来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其次，大力发展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和中介服务体系。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建设中尤其要大力发展体制外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为不同层次的消费者提供多样化、量身定制的服务。此外，各种中介服务如会计、法律、信用评级、资产评估等也应配套跟上。最后，不应好高骛远，盲目追求“国际”金融中心，因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几乎完全依赖于资本项目的开放步伐，而后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以发达的金融市场、完善的监管体系、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为基础。

  关于南部沿海区域的金融中心，深圳在五个方面的评分结果都超过广州，是名副其实的区域金融中心。金融风险管理方面，深圳和广州的差距不大，两者社会诚信的共同文化基础都是南粤文化。资金集聚与辐射和金融深化方面，深圳略为领先广州，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深圳位于珠江入海口，是香港“北上”进入内陆珠三角的门户，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境内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因而也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聚集效应。第二，特有的政策优势使得中国第二大证券交易所落户深圳，近年来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开设使得深圳在金融深化方面有长足的发展。金融机构和产品的多样性体现了一座城市的金融创新能力，深圳遥遥领先广州，这与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有很大关系。深圳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年轻人的朝气也塑造了锐意进取的城市精神。目前，深圳汇集了全国一半以上的风险投资和基金公司，并在信用担保机构和公司的发展上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最近，深圳的金融发展又迎来了新的机遇。2008年4月，深圳公布了《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发展促进条例》，《条例》确定了金融业为深圳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明确了金融产业的发展重点和人才引进政策等，在港深金融合作上也确立主要的合作领域。此后，以此《条例》为蓝本的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方案被写入《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该《方案》于2009年5月获得国务院批准。

  在《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的框架下，深圳金融业的下一步发展一定要依托香港的优势，打好港深合作这张牌。货币市场方面，合作内容可包括：第一，试行港深两地企业间小额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第二，开放香港母银行与深圳分行间的人民币拆借业务，逐步形成深港两地人民币同业拆借市场；第三，尝试允许香港居民和深圳居民在港深之间有限度地汇出和汇入人民币。资本市场方面，以两地证券交易所合作为核心，推动两地资本市场融合。具体途径有：第一，在我国QDII 和QFII 的制度框架下探讨“港深两地交易所会员/参与者互认”合作；第二，尝试探索在深交所发行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基金产品；第三，开展港深债券市场的合作。

  2010年5月，首个跨省级行政区域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获国务院批复，区域协调发展成为重要议题。作为两翼中心城市的南京和杭州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上海的“两个中心”建设，它们各自的金融优势又是什么呢？

  从目前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来看，两个城市并没有形成其中之一占绝对优势的局面，因此很难说谁就是东部沿海地区绝对的金融中心。从五项评分结果看，两座城市显示了各自的特色：风险管理水平方面，杭州好于南京。资金集聚与辐射和金融深化程度方面，杭州胜过南京。这与整个浙江人民生活富裕、资金充足以及贸易活动频繁有很大关系，遍布全球的浙商因贸易活动产生频繁结算的诉求，大量的企业生产利润汇入形成资金集聚效应，而居民的富裕产生了对消费者金融以及财富管理业务的需求。在金融机构和产品多样性方面，南京则胜过杭州，南京的金融创新优势可以归结为人才优势。目前，南京是全国拥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第三的城市，仅次于北京和上海；而以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衡量南京也远远超过杭州。

  将南京和杭州的城市金融发展特点与两座城市的经济发展特点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两者存在不匹配的现象。《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在总结目前两座城市的发展特点基础上，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提出了两座城市的发展定位。南京的定位是：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和长江航运物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杭州的定位是：建设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就前者经济发展的定位来看，其金融支持需要的是大资本的传统金融形式；就后者经济发展的定位来看，其金融支持需要的是新兴的金融形式，如种子基金、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等。对于南京而言，它的发展更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对于杭州而言，它的发展需要专业的金融人才的运作。两座城市在金融的供给和需求方面恰好形成了互补之势。然而，当前阻碍两座城市之间要素流动的障碍主要是交通，目前南京至杭州的铁路都需经上海中转，用时达4小时之多。对此，《规划》提出“加快宁杭客运专线建设，支撑宁湖杭发展带的发展”的建议。

  武汉和长沙区域金融中心的争夺始于200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部地区各省经历了短暂的区域协调发展的蜜月期之后，发现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一金玉良言，纷纷提出“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口号，这其中关于中部中心的争夺还包括郑州。

  理论上讲，中部地区的发展确实需要一个中心提供各种金融功能，并形成资金的集聚与辐射效应。然而，各城市应该了解自身的金融发展水平，从而在区域的协调发展中有一个清晰的定位。比较图8和图9，长沙除在风险管理水平上略好于武汉，其他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都低于武汉。因此，就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而言，武汉更有优势。

  从历史上看，武汉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曾一度引领全国：1986年成立的武汉资金市场是全国起步最早、融资量最大的资金市场，1987年先后成立的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武汉市信托投资公司是全国最早的专业信托投资公司。目前，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是央行在中部地区唯一的分行，可谓中部地区金融决策中心。2008年9月，《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复，而《方案》中明确提出了“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标。在具体实施方面，武汉提出了自己的特色发展道路：即建设金融服务后台中心、票据中心和产权交易中心。

  从经济环境角度分析各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形成原因主要考虑了五个指标：第一，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反映了各城市经济总的活动量，它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决定因素；第二，北京市社科院总部经济的城市排名，这一指标反映了各城市总部经济活跃程度，它是对公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第三，非农产业的产值占比，反映了各城市的产业结构，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金融的发展阶段；第四，零售商品总额，这一指标反映了消费在经济中的活跃程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金融特别是流通领域的金融发展水平；第五，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反映了各城市居民消费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消费者金融的发展水平。

  图12给出了各城市经济环境水平的评分结果，我们以评分差距划分经济环境的等级：北京与上海处于第I级，评分结果在0.85以上；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天津、南京、宁波、青岛处于第Ⅱ级，评分结果在0.60至0.85之间；重庆、武汉、成都、济南、厦门、沈阳、大连、长沙、郑州、福州处于第Ⅲ级，评分结果在0.50至0.60之间；其余城市处于第Ⅳ级，评分结果在0.50以下。北京与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同时金融发展水平也遥遥领先，这并非碰巧。很多研究指出，金融中介体系的组建存在较高的固定成本，只有在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能发展特定的金融体系，金融业发展也才会体现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大量研究还表明金融产业作为很多城市最重要的服务业，与城市其他产业有明显的相关性。综合的观点认为，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水平互为因果关系。金融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强大的经济基础是金融中心建设最根本的支撑。

  在全球化日渐深化的今天，对外贸易是一个中心城市经济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促成金融发展的重要方面。从外贸环境因素分析各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形成原因，主要考虑了三个指标：第一，进出口总额，该指标衡量一个城市外贸部门的活动总量，可以解释与进出口相关的金融发展水平；第二，以客运量计算的航空港年吞吐量，该指标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高端人士往来的频繁程度；第三，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该指标反映了城市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可以从外来资金的角度反映金融积聚、辐射能力及管理能力。

  基于以上指标，收集了35个城市2008年的相关数据，仍然采用主成分分析再加权算出单一指标，最后再标准化的方法，得出各城市的外贸环境评分。如图13所示，我们将外贸评分划分为四个等级，上海处于第Ⅰ级，得分为1；北京、苏州、深圳、广州等处于第Ⅱ级，得分在0.7到1之间；天津、杭州、南京、大连、厦门、青岛处于第Ⅲ级，得分在0.2到0.7之间，其他城市得分在0.2以下，处于第Ⅳ级。

  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全球化，以至于对外依存度最高达到70%以上，比日本高速增长时还高出一倍有余。特别是沿海地区，主要属于外向型经济，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外贸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通过计算得知，2008年这35个城市经济环境评分与外贸环境评分的相关系数达到85.43%，这就造成外贸环境对金融发展水平的支持与经济环境对外贸环境的支持很相近。不过，随着未来全球进入一个持续动荡的时期，过度依赖外贸很可能会对城市的经济发展乃至金融发展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从城市的层面看，基础设施是决定一个地区经济竞争力和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信和办公条件以及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入驻并对金融服务的规模和效率有正面影响。根据基础设施的一般定义并考虑现有的数据资源，我们采取以下指标来衡量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城市的高速公路网密度、国际互联网上网人数、电信业务总量以及城市化人口比率。

  结合以上四种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再标准化的方法，得出各城市基础设施的评分结果。如图14所示，城市基础设施的评分结果呈阶梯式下降特征。三座直辖市加深圳特区的评分结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差距仅为0.124，天津和深圳的差距较小，为0.018。上海和北京是全国基础设施最优越的城市，这与两个城市所处地位以及基础设施投入规模都有很大关系。同时，上海和北京电信业务和互联网规模遥遥领先，统计结果显示，2008年上海和北京的电信业务总量分别是798亿元和752亿元，远高于其他城市。这一数据表明上海和北京在信息技术的金融供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人才的流动具有先进技术的传播和扩散效应，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复合型金融人才是促进各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推动力。事实上，能吸引多层次金融人才的地区对金融机构总部或各业务部门都具有吸引力。关于城市人力资源的评价，我们选取了以下三个指标：第一，金融就业人口。金融就业人口的多寡反映该地区金融业发展的规模，是考察人力资源环境最为直接的指标。第二，每万人中注册会计师数量。第三，每万人中律师数量。后两个指标反映了与金融发展相关的中介组织的人力资源情况。

  图15给出了各城市人力资源的标准化评分结果。北京、上海稳居人力资源评分的前两位，较前十位的其他城市有较大优势。北京、上海两城市的金融就业人口都达到了20万以上，每万人律师数达到5人以上，北京的每万人会计师数达到7人以上，上海则达到5人以上。紧随北京和上海之后的是深圳和广州，评分结果在0.6至0.7之间。自南京开始后，人力资源环境的衰减呈匀速下降态势，评分结果在0.4以下。

  从法治及监管环境角度分析各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形成原因主要考虑了七个指标（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第一，法律解决纠纷公正的可能性，这一指标反映了被调查者对法律公正性的信心。第二，法院执法效率。中国社科院《中国地区金融生态报告》的实证分析表明，各地区经济合同纠纷案件结案率与地区信贷资产不良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三，行政解决纠纷的可能性。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法律制订的滞后性问题较为严重，因此在保障经济活动的公平性方面赋予政府一定的立法权是必要的，这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也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第四，政府政策及执行过程中的透明度。第五，政府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第六，欠债企业受到地方政府暗中庇护的可能性。第七，自治组织协调解决的可能性。

  图16给出了各城市法治及监管环境水平的评分结果。与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分的结果不同，法治及监管环境水平并没有表现出先快速衰减后慢速衰减的特征，而是基本以均速的方法由高到低递减。

  作为一个巨型经济体，未来的中国很可能需要多个而非仅仅一个国家级的金融中心，并且，依据区域的产业结构特征和其他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会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区域金融中心。就国家级金融中心而言，我们的研究表明，目前已经获得或者接近于获得此种地位的城市只有北京和上海，深圳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这样的潜力——尤其是当深圳与香港形成资金、机构、人才甚至法律和监管制度互联互通的格局时。至于本项研究所未涉及的香港，它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了，未来可能会成为人民币的离岸金融中心。

  从北京的金融发展现状、环境（尤其是总部经济和人才优势）和中国金融体系未来的格局看，北京将继续成为中国的金融决策中心和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银行机构）集聚的中心。目前许多人在讨论金融中心建设的时候，都忽略了金融中心所依赖的政策和监管架构以及金融体系架构。自秦以降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未来不可能也不能放弃中央相对集权的管理体制，这决定了北京将始终是政策声音的来源地。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架构是以银行为主导的，未来不太可能成为盎格鲁—萨克逊的市场主导体系，这决定了北京还将继续成为大型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类机构乐于集聚的城市。事实上，决策中心和机构集聚中心两者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

  从上海的金融发展现状、环境（尤其是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以及未来中国金融发展的方向看，上海将成为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心和金融创新中心。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是北京的短板，是上海的强项，这也正是两个城市可以相辅相成、携手并进之处。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推动中国金融体系从过度依靠传统银行业转向发展现代化的产品、市场和业务组织模式，并为中国金融体系融入全球化奠定基础。金融市场的发展还可以推动金融创新，在为居民部门提供种类丰富的财富管理产品的同时，为非金融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提供便捷的融资渠道。然而，制约金融市场发展的行政管制弊端尚未根除，建立适应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监管体系的步伐尚未迈出，上海本地的开放心态和创新精神还有待加强，这一切都将制约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在未来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时刻谨记的是，市场是“水”，机构、人才是“鱼”，水多了、水深了，才会吸引更多的机构和人才，才会形成一潭活水。

  深圳无疑是中国最具改革和创新精神的城市——这一点从我们的研究中也能够准确的看出，在涉及金融创新的多项指标中，深圳超过了上海甚至北京。但是，由于城市历史的短暂、教育基础的薄弱以及珠三角区域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难题，深圳未来的发展需要寻找新思路。毫无疑问，深港合作是深圳城市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抓手。未来，如果深圳能够在市场、产品、机构甚至是法律、监管制度上与香港形成广泛的合作，或又将引领内地的新一轮改革和创新大潮。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研究和评价只是涉及中国内地的城市，而忽略了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实际上，中国已经有了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就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言，其存在两大问题：其一，如何进一步地依托内地，并为内地下一步的对外金融开放提供切实和全面的服务；其二，怎么样才能解决港币和人民币关系的问题。能够正常的看到，任何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都依赖于一种强势的国际储备货币。港币过去没有、在未来也不太可能获得这样的地位。不过，随着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未来的香港可能会成为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彼时，香港之于内地的地位和角色或将类似于伦敦之于欧洲大陆的地位和角色，而北京、上海将成为中国的“法兰克福”和“巴黎”。